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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促现代农村金融 服务体系形成
首届“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论坛召开

  作为县域金融的主要力量,农信机构是金融体系中的重要组成和“毛细血管”。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在总资产占比不到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15%的情况下,发放了全国30%左右的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60%左右的农户贷款和90%的扶贫贷款。可以说,在服务“三农”和中小微企业等方面,这一类机构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且总体保持了良好发展势头。但也应当看到,农村地区特别是普惠金融发展面对的金融资源配置仍是不平衡、不充分的。一方面,由于之前过度追求规模以及信贷资金存在“脱实向虚”的倾向,部分农信机构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风险逐步暴露,导致不同地区、机构资产质量差异较大,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存在不平衡;另一方面,随着外部竞争加剧,不少农村地区金融供给不足与过度供给同时存在,农信机构普遍利润下降、经营承压。在引导持续下沉的同时,这一发展环境也考验着农村金融机构的改革和转型方式。

  4月22日,首届“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论坛在浙江省江山市召开,专家学者、地方政府部门负责人以及众多农信机构代表,共同探讨了农信机构的发展现状以及如何进一步做好普惠金融服务和机构转型等问题。

  对于下一步金融如何服务乡村振兴战略,金融监管部门早有指导。2019年,人民银行联合银保监会等多部门印发的《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到2035年,推动建立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适度竞争、有序创新、风险可控的现代农村金融体系。这要求供给端各类金融机构找准并坚守定位、层次分明,围绕农村金融有效需求开展适度竞争和互补合作。2020年底,银保监会普惠金融部主任李均锋的一次公开讲话,在强调建立组织机构体系的基础上也提出,机构应在资源配置、考核激励等方面向县域倾斜,实现县域金融业务的可持续性,同时淡化对县域金融业务经济效益的考核,重点考核业务的社会效益。

  在上述论坛上,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理事长杜晓山对上述政策要求进行了解读。他指出,“淡化经济效益考核、重点考核社会效益”从监管部门层面来说是较新的提法,这要求金融机构在服务县域中不应片面强调所谓“资本逐利性”,进行业务转型时要综合考虑自身以及潜在服务对象的财务绩效和社会绩效。具体来说,从财务角度应遵循利率覆盖风险的原则,同时保本微利地服务于符合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求的“三农”和小微主体。

  论坛上,江山农商银行董事长祝春凰介绍了该行近几年在业务转型方面的尝试。为提高纯线上贷款风控管理,江山农商银行在2018年开发推广客户风险信息一键查询系统、贷后管理系统,并依托衢融通系统实行“一证通办”,客户只需携带一张身份证即可办理44项主要金融业务,提升业务办理速度的同时减少纸张耗用。在当地政银平台大数据的支持下,江山农商银行在2019年创新探索出了“信息采集、无感授信、有感反馈、便捷增信、线上签约、按需用信”的小额普惠新模式,一方面,通过持续数字化转型提供更为便捷、精准的授信服务;另一方面,进一步强化创新“智慧信用门牌”系统等线下服务模式,让客户更好地知信和用信。

  杜晓山表示,地方应加强对大数据治理的顶层设计,在充分整合数据资源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信用信息服务平台,以帮助金融机构精准获客;农信体系角度应充分发挥省联社在数字化转型中的作用。在目前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背景下,能体现农村中小银行差异化和优势的正是其线下网点和服务。浙江农信的“丰收驿站”、河南农信的“金燕驿站”和福建农信的“普惠金融服务点”等模式的成效,都体现出其打通金融服务线下“最后一公里”的价值所在。因此,农村中小银行在服务小微过程中,充分利用金融科技手段与创新线下服务方式二者缺一不可。

  除了机构自身的业务转型和改革外,为推动形成现代农村金融体系,杜晓山也提出了对金融监管、财税等方面的政策思考。他表示,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在尽职免责方面都应做出进一步优化,厘清具体认定标准,免除业务人员的后顾之忧,促成从上至下“敢贷、愿贷”氛围的形成。杜晓山认为,在要求机构淡化内部经济考核占比的同时,金融监管部门也应弱化机构绩效考核中对利润增长的要求,将其与小微企业贷款情况挂钩;并加强对“首贷户比重”“信用贷比重”等指标的考核力度,缓解“三农”、小微企业贷款“掐尖”的做法,防止过度授信带来的风险,真正体现农村金融服务的层次分明、有序创新。此外,还可以补充出台梯次差异化的小微金融财税政策,例如,对20万元以下、20万元至100万元之间的小微贷款实行差异化所得税减免,可以更好地引导相应机构服务长尾。

责任编辑:杨喜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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